陈 彦
郭红松绘
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的初稿，是我在写完《西京故事》后拉拉杂杂写下的，因为很多事情还需要拉开时间距离再看看，就放下了。之后又接连写了被称为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有人希望我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写下去，也有人说应该转转舵。我倒没过多考虑与舞台的关联度，因为舞台永远是一个平台，无非是提供人表演的场所，至于把人物放到哪里去表演，那要看你对哪个场所更熟悉。一个不熟悉的场域，会让我那些急着施展拳脚的人物缩手缩脚，并吃尽暗亏。尽管如此，在《星空与半棵树》的改写中，我还是在人物的表演舞台上做了延展与调适。
这里拉开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而抽丝剥茧，故事的缘起和一个基层干部的几句话有关。我在省城工作时，他来看我，跟我讲了一件小事：两家人因为地畔子上一棵树的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好，结果事情越卷越大，积怨越来越深。他说只要基层干部有一句话，也许早就解决了，可偏偏没人说，大概都觉得事情太小吧。那时我并没在意，后来调到北京又从这位朋友口中听到几个故事，脑子里就有一些形象挥之不去了，与我所熟悉的这几十年漫长的历史画卷发生了勾连。而这幅画卷恰与我当初写的那部小说初稿暗合，我就把它翻出来重读。一点一滴，从儿时由偏僻乡村对星空的深邃记忆，到山乡的河山、村落、宅院、人物等摧枯拉朽般地改头换面，再到铁路、高速路、高铁对物理空间的陡然拉近，以至城乡边界的显性模糊与隐性加深我开始了一种混沌的过往盘点与整合记录。
小说的名字星空与半棵树有两部分，先说星空。我对山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在稍高一点的地方，就觉得星空像一顶筒状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边沿耷拉到山脚下。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位老师是主张我们多看星星月亮的。他说，晚上回去记得数数星星，别老用眼睛盯着脚下有没有分分钱。在课堂上，他又会讲到围绕太阳系旋转的九大行星，因为那时冥王星这颗不够尺寸的矮行星还没被踢出去。我相信老师让大家多看月亮、数星星、别老盯着脚下分分钱的幽默提点，一定会让同学们记忆深刻。后来进县城工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至多抬头看看月亮，因为生活逼得你还真需要时时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了。再进了省城，连看月亮都少了。星空，就逐渐成了一种存在的概念。
就在这时，我突然又被专题片里画面优美、奥妙无穷的太空所吸引，阅读兴趣随之转移，从卡尔萨根的《宇宙》、霍金的《时间简史》、布莱森的《万物简史》等书中，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他们将人类的生死存亡、宗教、哲学、历史、科学、经济、技术、战争、病毒、进化，统摄在天体的照妖镜下，一一辨析着我们认识自己、改造世界的可行性。随着网络阅读的勃兴，我停掉了订阅的其他刊物，却始终保留着《天文爱好者》杂志，甚至还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不时向天空扫射一二。再回到乡村，我想拜访那位让我们数星星的老师，可人已作古，就想在小说中复活他的形象。因为乡村总有那么一些人，让我们拥有看到深广与辽阔的胸襟和眼神。他手提的老马灯，有时真能照亮一个山村。小说的一个特殊人物民办教师草泽明就出场了。他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背着一部上大学时购买的漆皮斑驳的二手望远镜，一次次奔波在路上的安北斗。他老想仰望星空，可脚下要处理的却偏偏是半棵树的事。
再说半棵树。对星空而言，太阳系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它却有关尊严、权利、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因此，他屡屡踏上讨要公道之路，甚至耽误了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安北斗由无奈、讨厌、气愤、恼恨，到理解、同情、不平、介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与天文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小行星发现之旅殊途同归了。理想信念，看似高蹈出尘、超然绝俗，但最终落到俗世层面上，落到一名基层公务员安北斗身上，就具体到了帮村民温如风争取那半棵树的权利上。
生活与小说，在我看来，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根系越庞大，主干越粗壮，旁枝越纷扰，叶茎越繁复，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把你知道的有趣世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其实还是戏剧家李渔立主脑、剪头绪的问题。只是小说的主脑和头绪更加丰沛斑驳，因为有可以拉平撴展的长度自由。而自由恰恰又需要一种更大的限制，只拉平撴展肯定乱糟无序。一个村子本来就是一棵不小的大树，厘清头绪实在是一件难事，何况我还想由村子连带到镇上，再由镇上带到县上、省城、京城，有时就觉得这故事特别不好讲。但小说最终仍是对一个村镇的山川物理、鸟虫花草、人情风貌、生老病死的铺陈，就有了一个看待整体的落脚点。
我所经历的半世沧桑，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单元。但这注定是一个重要单元历史不可能忽略这十几亿人的生命共进。透过一个村镇去仰观俯察，其中的摸爬滚打、拼死拼活、山崩地坼、反复试错，都具有了一个时代演进史上的独特意义。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恨着大山的贫瘠、闭塞，认认真真折腾几番后，才逐渐读懂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光同尘的重要。星空与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生存命运的关键点，无论怎样潮起潮涌，最终还会落在敬畏、适洽、呵护与共生上。
归根结底，小说是写人的艺术。人是最复杂、微妙、多变的，我们阅不尽、品不够，其价值、尊严、智慧、力量之综合，体现了人的高贵性。而善良与恶行、淳厚与奸诈、正大与宵小、爱怜与仇恨、守常与贪婪，交汇出人的百态千面，这是作家无法穷尽的世相。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时代的、历史的命运，虽然故事各不相同，打开的世界存在巨大差异，但出发点和落脚点，仍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身上。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所发生的故事与我们作为人的牵绊时，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文学也变得无意义。
小说当然也要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地求新变异，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文学是关于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系统性安排，人的行为的变数，决定着小说的前进方向，任何技术，都只是人的行为的拐杖。当拐杖影响了人的行为时，哪怕这个拐杖再漂亮，再精美，大概都得忍痛割爱。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猫头鹰，他比我说得多，比《喜剧》里那条柯基犬说得也多。它不时对人类的过错絮叨个没完，有时对自己也十分不满。但愿这只猫头鹰不是某种后现代技法的刻意，而是一个创新的艺术形象。希望人类有更多的它或他存在，赐予我们从更广阔的星空来打量现实、省察生活的能力，增强自己更高层次的觉悟。（陈 彦 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